王尔德

　　 12月上旬和中旬，今年已经81岁高龄的世界著名经济学家、新马克思主义学者萨米尔·阿明访华，并先后在重庆大学、清华大学分别作了精彩讲座，内容涉及“全球经济危机”、“资本主义体系的内爆”等重大主题。

　　 在清华的演讲中，他提出，2008年的欧美金融危机是“新自由主义”的危机，这个融合了全球化和金融化的体系正在我们眼前“内爆”，“资本主义的秋天来了”。资本主义明显不能克服其愈益严重的内部矛盾，注定要继续如脱缰野马，到处践踏。

　　 萨米尔·阿明（1931年9月3日-），著名全球化问题专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家，依附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1970年起出任联合国[微博]非洲经济发展与计划研究所所长。目前他是第三世界论坛（Third World Forum）理事长、另立世界论坛（World Forum for Alternatives）主席。著有《世界规模的积累》（1970年）、《不平等的发展》（1973年）、《帝国主义的危机》（1975年）、《帝国主义和不平等的发展》（1976年）等著作。

　　 12月15日，本报记者就未来世界体系的发展以及中国未来的世界角色等问题，专访了萨米尔·阿明教授。

　　 2008年的欧美金融危机无法消除

　　 《21世纪》：根据您的研究，造成2008年金融危机的原因是什么？那次危机有哪些新的特点？

　　 阿明：正如在清华的讲座中我讲到，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爆是由于高速发展的金融业和发展缓慢的实体经济之间的冲突造成的，这个冲突在2008年爆发了一次，未来还会继续爆发。在可见的未来，这一危机无法被消除。我认为，这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制度出了危机，而是资本主义本身陷入了危机。

　　 金融危机已经过去4年，资本主义世界做了哪些自我修复和调整？他们没有，危机还在持续增长。世界形势也没有变化。

　　 不得不提的是，在新的这轮危机及其效应中，中国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全球化，但同时却抗拒着西方的金融资本主义，它的强势崛起给了美国和西方巨大压力，为重塑国际关系、寻求新的全球规则打开了可能。例如，中国在非洲许多国家是极其受欢迎的，它一直都愿意给予非洲基础设施和把非洲工业化，这是西方殖民者从来不想去办的。

　　 《21世纪》：您如何看待“阿拉伯之春”与2008年金融危机的关联？

　　 阿明：二者有一定的关联，因为这是一个大型的对抗贫困化的运动——我没有说是革命。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贫困阶级和主导阶级力量的一种平衡。这个运动没有能够改变体制，但是却改变了人民，让人们变得更有组织性的抗争。这个运动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开始扩张了，难以被压制但也不会在短期取得胜利。美国希望彻底摧毁伊拉克和叙利亚这样的国家，中国目前在中东地区还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那里有中国感兴趣的石油，中国正从那里进口石油，而这随时可能被掌控着军事权力的美国切断，中国的处境十分脆弱。

　　 在这个事件中，中国采取了一个正确的外交策略，中国与俄罗斯在联合国共同反对对叙利亚的干预，这是目前中国所能做到的全部了。要评论中东国家的作用，我们要先看到那些运动的胜利，而这会需要很长的时间，在这期间那里会持续混乱。

　　 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的演变和未来

　　 《21世纪》：您在清华演讲时说，资本主义的秋天来了。实际上，从上个世纪二战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也经历了很多关键的节点和调整，比如1973-1975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的欧美金融危机。每一个时间节点上，资本主义都做了相应的内部调整，这也意味着它自身也处在一个不断的自我修正和演变的过程中，换句说话，资本主义的概念也处在不断地生成过程当中。那么您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的演变和未来？

　　 阿明：我认为抽象的讨论资本主义是什么是没用的，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以下抽象定义。第一，资本主义已经被马克思清晰地定义过了，它基于剩余劳动力系统，最后演变成劳动力对抗资本以及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这个定义在资本主义的完整历史过程来看都是正确的。这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我们要看到资本主义的不同维度，当代资本主义与19世纪，甚至20世纪的资本主义都是不同的。

　　 谈论资本主义，必须提及社会主义。马克思没有论及社会主义，他只提到了共产主义，但是没有完整的定义它，它只是把它视为一种更高等级的文明，而并不是某种和资本主义相似的生产方式，同时它具有更高的效率和公正性。它也处在和资本主义的对抗之中，劳动创造了价值，也创造了共产主义的意义。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正处在一个准备过程中，而是工人阶级在与资本主义做斗争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

　　 马克思的第二个重要观点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过程是非常漫长的，不是一场根除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的简单革命就能够完成的。他本人，以及很多后来的人，把这个无比漫长的过程称为社会主义，所以我们意识到社会主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或者长达数百年。马克思说过在社会主义这条长路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将会从原本嵌入在资本主义中的状态逐渐脱离出来，这个过程会伴随着很多资本主义的特征的保留。

　　 没有所谓的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一个转化的过程，包括资本主义的组织方式和新生事物之间的结合和斗争，并且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化的这个漫长过程中，我们不应把社会主义视为我们可以给之下定义的概念，比如前苏联的定义，或者计划经济等。这些都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工具，我们视之为一个转变，仅此而已。我认为我们应该关注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观点在现实中是如何表现的。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认识到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是在被极化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加剧了资本主义权力中心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之间的差距和不平等的发展。对于资本主义有一种理解是这样的——这一理解已经被历史证伪了——即从生产力的角度说，最不发达的国家会逐渐向位于权力中心的资本主义国家靠拢，世界会因此而趋同，然而现实却正相反，资本主义扩张带来的是严重的两极分化问题。

　　 两极分化造成的结果，也是20世纪所发生的基于人们的利益引发的多次革命。而两极化也造就了美国、欧洲、日本和世界上其它屈从于它们的国家。如果我们回顾20世纪，看看这些革命是如何发生的。在俄罗斯始于1905年，在中国始于1911年，还有1930年代的墨西哥等等。

　　 俄罗斯和中国需要完成两个难以同时实现的任务，一是创造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基于平等、由工人阶级自主的新的生产模式；二是发展生产力，从农业社会朝工业社会迈进，正是这第二个任务再次带入了资本主义的维度，因为如果你想要赶上别人，就必须从模仿开始，而模仿不可能仅仅是技术层面的，也会包括社会关系以及生活方式。正如我们今天看到的北京，在消费模式、人们的行为、工作的种类等方面和其他西方大城市十分相似一样。

　　 至于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概念在未来会不会发生改变？当然会，但是我不知道会怎样改变。当有新的人加入到抗争中来时，为对抗金融系统的国际化和帝国主义做出革命性的贡献，这个过程会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带来新的可能性。

　　 为什么中国比巴西成功

　　 《21世纪》：实际上，正如大家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存在诸多理解一样，不同的人对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和成绩的分析也有不同的认识。您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

　　 阿明：新兴国家的性质难以简单定性，是一种复杂的混合体，具有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具有一定的内在张力，在不断冲突着。在经济管理上遵循的是资本主义的逻辑，而在社会和政治管理上则遵循着社会主义的逻辑。

　　 很多人，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对中国容易简单地定性，我认为这种认识都是错误的，非常肤浅的。中国正处于转型期。

　　 对比中国和巴西，我们会发现，两个国家可以说都是国家控制大多数的重要产业，如金融系统等等。但在社会层面的，中国和巴西却非常不同。当然，中国社会存在着种种不平等，但是却没有贫困化，没有人在变得越来越穷，所有人的生活都是在改善的，只不过有些人改善的程度非常大，有些人非常小，而领导者也在试图改变这些不平等，如十八大大提出的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养老、住房、交通等措施意旨缩小城乡间的不平等；而在巴西，不平等与贫困化却是同时存在。

　　 为什么中国是如今的样子？为什么中国和巴西不同？因为中国有过一个革命，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经济发展的成功，正是由于你们有过这样一个革命。这里有两个重要的基础特点，一是农村土地非私有化，它是由农村集体共有的，这是最关键的一点。到现在依然如此，土地不能被随意买卖；二是当中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开放出口开始加入到全球化中时，中国的金融体系却并没有全球化，政府仍然控制着人民币以及国内的银行，并且不允许外资银行随意妄为。这是中国的两大最基础特征，也是它成功的原因。而巴西的金融体系是全球化了的。所以目前中国要做的就是维持这两个特征，如果中国放弃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就会变成巴西那样。在巴西，仅有11%的人口是农村人口，因为土地的私有化使得很多农民放弃了土地搬入了城市。巴西的城市人口中现在有半数是这样从农村搬到城市的，他们是社会中最穷的群体，住在贫民窟，没有工作。这样的情况没有发生在中国就是因为你们的土地是归集体所有的，政府能够控制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数量。要想避免贫困化，长时间的维持这个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全球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一个从金融系统开始的内爆期，欧债危机就是其中之一。这样的结果是，如果中国现在进入到金融体系的全球化中，中国也会受到损害。所以持续在金融全球化之外同样重要，可以把发展的重点从出口转移到拉动国内市场上，从东部到西部，这也是你们现在正在做的。

　　 建议中国永远不要参与金融全球化

　　 《21世纪》：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有不少学者对中国的经济前景表示乐观，并预测2020年左右中国有望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那么假如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时，会对世界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

　　 阿明：很难讲。这是我所希望看到的，中国在持续发展后能够实现的，但这有可能会在中国引发错误的观念：即因为你的经济已经是第一了，你便可以从金融全球化中受益。这是不对的，因为一旦加入，中国就会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继续向着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迈进，但是永远不要参与到金融全球化当中去。这是我最核心的观点。

　　 中国一直在承受着来自国内外的推动其加入金融全球化当中的压力，在外来自美国，在内来自新自由主义。贸易和金融是不一样的，在1990年代，中国出口的增长率一度高于GDP的增长率，现在需要采取的策略是发展国内市场，让GDP增长率高于出口增长，不仅仅是针对有钱人和中产阶级来说的国内市场，还包括针对大多数人的市场，不论在城市还是农村。

　　 现在有人说，特别是美国，说让我们来实现G2吧，美国和中国，我们是最强大的，所以我们应该一起来管理这个世界。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陷阱，因为这会将中国与除了美国的其他国家对立起来，而这就违背了让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努力。中国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中心，但是其他地区，包括最落后的地区，他们也有他们的权利。这是一个巨大的陷阱，因为由于中国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冲突其实是集中在中美之间的。由美国、欧洲、日本组成的“帝国三角”比其他国家包括中国都要优越的地方，是他们拥有并且还在不断争取，对地球上有利于他们发展的自然资源的独占。

　　 如今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经济体，也需要这些资源，这就是冲突的缘由。美国对伊拉克、伊朗以及埃及等的行动，都是为了通过军事手段获取这些资源。另外，这三大帝国集团也在控制对新技术的使用。中国现在一方面在引进技术，一方面也在自己改造甚至研发，而这也是中美冲突的缘由之一。

　　 中日钓鱼岛之争，站在日本背后的就是美国，并不是说日本不好美国好，日本的背后就是美国，没有美国的支持日本根本无法发展。如何降低这种冲突可能带来的风险？甚至可能是战争的危险？就是要打造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中国需要在发展中国家中寻找盟友，这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中国可以为南部国家提供西方国家所不能的帮助，未必是直接金钱上的援助，而是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给他们提供科学技术上的指导，帮助他们实现工业化，并以此来交换中国需要的自然资源，这就是南南合作的互惠互利。

　　 《21世纪》：12月14日，您在清华大学演讲时，呼吁第三世界国家应该联合起来，以新的国际主义原则、进行新的“南南合作”。那么，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您如何理解未来的国际主义？

　　 阿明：我认为，目前中国和俄罗斯都在独自前行，并且承受着来自西方社会的敌意。如今我们需要的是将北部国家和南部国家的工人阶级团结起来，这一点非常重要，特别是首先与南部国家的人民达成统一战线，这是我所说的我们需要的国际主义。

　　 举个具体的例子，欧元体系在崩塌，欧盟自救的方法是让欧洲的百姓来买单，特别是那些来自较弱的欧洲国家的人们：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现在是来自这些国家的人们和整个欧洲体系之间的对立，中国应该如何行动？要么中国会帮助欧元渡过危机——与主导的右翼势力站在一起，和欧洲人民对立，要么是和欧洲的人民站在一起。我认为前者是实用主义的短视选择，后者才是长久之计。